车轮上的重庆 跌宕起伏的中国顶级汽车城

　　重庆，一座奔跑在车轮上的城市。在这里，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吉普车，曾是我国的重型军车生产基地，汽车产量曾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……重庆汽车产业带着独特的历史，带着无数荣耀，在新的潮流中默默前进。

　　这座与长春争做“中国底特律”的汽车城，在中国车市的激荡变革中，画出了怎样的趋势曲线？

　　在“汽车城”之前，重庆最为响亮的招牌是兵器工业。事实上，兵工正是重庆工业发展的基石。

　　先看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：重庆地处内陆腹地，位于长江上游，四面环山，两江环抱、近代以来就是西南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内河外贸口岸。正是由于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决定了重庆战略后方基地的重要地位。

　　重庆的兵器工业基础可以追溯到晚清。

　　举两个例子：重钢的前身是张之洞建立的汉阳兵工厂，后来搬到重庆成为国民党第29兵工厂；特钢的前身是1936年刘湘建的兵工厂，主要生产钢材追击炮和炮弹等。而最为著名的长安汽车，前身则是1862年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。

　　后来到了抗战时期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，全国各地向重庆又迁入并新建了一批兵工厂。再后来，国民政府几番折腾迁移，加上战火连绵，等到1949年解放时，仅存7个兵工厂，但都遭到严重破坏。

　　而这7家中，有6家在后来成为重庆汽车工业（包括摩托车）扛鼎者，成了大名鼎鼎的6块金字招牌：

　　长安（第21兵工厂，生产二连127．四连145机枪）、江陵（第10兵工厂，生产以37炮弹为主的大炮弹）、嘉陵（第25兵工厂，生产145、127的炮弹）、长江（第20兵工厂，生产子弹）、建设（第21兵工厂分厂，主产步枪）、望江 （第50兵工厂，生产37炮）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重庆兵工企业开始“军转民”，先后经历了三个大阶段：建国初期、大跃进时期和改革开放。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了大上民品的局面,后来又被“一刀切”地下马了。真正开启“军转民”大潮的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“国防工业要以民养军，军民结合。”

正在作业的兵工厂

　　兵工与汽车，工艺相近、技术相通，重庆兵工企业近水楼台，转型很快。1980年，全国汽车产量仅22万辆、微型汽车产量仅210辆，摩托车产量仅5万辆；而到了1990年，单单重庆，兵工企业的汽车工业产值已达19亿元，占重庆市总产值的73.8%。

兵工厂生产的武器

　　也就是说，90年代伊始，重庆汽车工业已经是经济支柱了。

　　接下来的数据很重要，直接体现了重庆兵工与汽车的“嫡系”关系：1992年，重庆的兵工系统企业所生产的汽车产量，占重庆总产量的60%，摩托车产量占100%。

　　在重庆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中，一如其他汽车城一样，最重要的节点之一，就是合资。引进-消化-吸收，是国家战略下车企们的普遍做法。

　　重庆汽车工业的崛起，也有两个大事件：

　　1985年，重庆汽车制造厂与日本五十铃合资设立重庆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，庆铃，它也是全国第一家中日合资的汽车生产企业；再一个就是1993年，兵器工业公司和日本铃木则合资成立了长安铃木。

　　在这里，就看出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事实，我们一般认为，中国车市的萌芽从桑塔纳开始，而实际上，重庆汽车工业的壮大，几乎在同一时期。

　　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：长安铃木奥拓。

　　奥拓是中国第一代微轿，也正是它的出现，圆了很多人的汽车梦。要知道，当年的奥拓，与后来调侃它的段子：“年轻不曾努力过，如今只能开奥拓”可截然不同，当时的奥拓虽说是微型车，买得起的人也是凤毛麟角，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。

　　来一个有趣的对比：90年代，奥拓价格在6.8万左右，而桑塔纳的价格在18万左右。从目标用户来看，奥拓是当年个体户的专用车，而桑塔纳车主，可能得有大别墅、大买卖才行。

　　从1995年第一辆国产奥拓0.8L车型下线，到2008年7月，长安铃木宣布奥拓正式停产，中间的13年历程，奥拓成为了微车市场上具有传奇色彩的车型，在中国市场上的总销量更是超过了50万辆，开遍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。

　　当然，除了长安，当时国内还有另外三家军工企业生产铃木奥拓——西安秦川、吉林江北、湖南江南。

　　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，第一辆国产奥拓虽然在1995年下线，但是在此“长安铃木奥拓”之前，1984年长安汽车已经引进了日本铃木奥拓车型的技术，自行模仿研发，生产“长安奥拓”，只是尚未成立合资公司而已，所以与桑塔纳处在一个时间点。

　　如果要深入评价奥拓的意义，那么，时间要往后退一退。

　　首先要看，建国早期，重庆汽车工业取得了怎样的成果。

　　1957年初，长安机器制造厂（即第21兵工厂，今长安汽车的前身之一）按照中央指示和上级部门安排，对美国威利斯M38A1车型进行逆向研发，于1958年5月试制出了第一辆样车，命名为长江牌46型吉普车——这是中国第一辆吉普车，也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北汽212的前身（时至今日，很多人仍然误以为后者才是中国第一辆吉普车）。

　　另一个重大事件，是1965年，四川汽车制造厂在重庆双桥成立，中国第一个重型卡车品牌——“红岩”在川汽诞生。红岩重卡不是“土生土长”，而是法国贝利埃汽车公司技术转让的结果，而这款外来的车型之所以选址重庆，正是看中了它当时较强的工业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。

　　在1984年国庆阅兵仪式上，运载了“巨浪”潜射导弹的红岩CQ261越野汽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，后面跟随的是运载多用途反舰导弹的红岩CQ261。和解放CA30一样，红岩汽车，也被深深刻在了“军工”的光荣史册上。

　　到这里，才可以真正看出奥拓出场的意义。

　　从建国初期一直到80年代，重庆汽车工业底子很强，但是当时的格局有明显缺陷：“缺轻、少微、无轿车”，产品结构十分不合理，技术能力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。

　　重庆汽车工业要想进一步发展，只有先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开始，才能逐渐形成生产能力。长安铃木奥拓的成功，填补了重庆汽车工业民用微型轿车的空白，并在引进过程中，通过不断提升国产化率，形成了强大的零部件供应体系。

　　奥拓的引进与兴起，不是个例。

　　1997年重庆被划为直辖市，当时，被划为重庆支柱产业的汽车产业，适逢一个大背景：改革开放以后，国家以发展经济为主旋律，汽车产品方向必然向私家车调整，“家轿”，正是那个时代产生的关键词。

　　自1999年起，长安开始与通用、福特等国际知名车企接洽，寻求合资合作的机会。2001年4月，长安与福特“联姻”，成立了长安福特。2006年，马自达汽车公司参股长安福特，成立长安福特马自达。后来，长安与马自达单独牵手，在随后的2007年。在那个时期，长安福特马自达与沃尔沃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，生产和销售沃尔沃S40。

2003，长安福特首款车型福特嘉年华正式下线，李鹏委员长亲自为当日下线的新车揭幕，并为新车签名留念

　　至此，长安汽车这个重庆汽车工业版图中的带头大哥，几乎稳定了合资版图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“家轿”浪潮之下，自主品牌也纷纷上马。

　　请注意，这是一个关键节点。

　　如果说，重庆汽车工业大致分为两个阶段，整个90年代的任务是“军转民”圆满完成，打好了第一步的“地基”：1995年，重庆市汽车产量达11.45万辆，成为全国第五大汽车生产基地，规模排在一汽所在的吉林、二汽（东风汽车）所在的湖北、上汽所在的上海以及北汽所在的北京之后。

　　那么新千禧的第一个十年，即2000-2010时期，重庆汽车工业不仅充分汲取了之前的养分，更跟随经济发展的浪潮，手疾眼快地抓住了西南地区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，开始了急剧的扩张。

　　然而，成败皆萧何。

　　2018年以后，重庆汽车产业急转直下，究竟为何？

　　汽车产业周期长达10年，那么往前推10年，2018-2019年的落败，也正是2000-2010年这个扩张期所埋下的恶果。

　　在这里，我们仅需简单列举两个个主要车型，就可略见端倪。

　　2006年1月，力帆首款车型520上市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车名既不是平台代号，也不代表发动机排量，而是网络用语“我爱你”的意思。

　　2006年11月，长安渝北工厂生产的首款轿车奔奔上市，与奇瑞QQ一时争锋。

　　从奔奔开始，长安正式走上了“以微为本、以轿为主”的发展之路。

　　而另一个，力帆520，吹响了“摩帮”从“两轮”向“四轮”进军的号角。然而，这声号角自身的悲惨命运，也代表了这一轮“摩帮”转型失败的共同命运。

　　1995年10月13日，中国嘉陵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。一时间，嘉陵摩托的员工都变成了山城里的富人。

　　一位嘉陵摩托的老员工透露过，“刚刚上市的时候股价是23块多，工人有两千股，中干是四千股，厂干是八千股。”

　　据说，当天全重庆的皮衣几乎被嘉陵员工买空，嘉陵摩托、皮衣、梦特娇，成了嘉陵人最“显富”的标签。

　　重庆摩帮的兴起，始于嘉陵，它不是别人，正是上文那个6大兵工厂之一。其余几家，也都在“军转民”的浪潮中，投入了摩帮，也成就了摩帮。

　　1995年，嘉陵在全国的销量已经超过100万辆，并且成为上市公司，风光无两。而且，以嘉陵为核心，重庆迅速发展了一批配套企业，包括宗申和隆鑫，后来资本逐渐积累雄厚，也开始向汽车业转型进发。

　　跟嘉陵比起来，力帆是“弟弟”。据尹明善回忆，1989年，自己准备放弃没有太多前景的出版行业，正在四处寻觅商机之时，当时的重庆，摩托车市场已经极其火爆，摩托车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。

　　当时的行业老大是嘉陵，老二是建设（也是6兵工厂之一），两家都不愿意把发动机卖给小厂，导致核心部件发动机供不应求。尹明善正是抓住了这个商机，把建设集团维修部的发动机配件买过来，自己装配成发动机再卖出去，成本仅1400元而卖价高达1998元，从此开启了后来力帆的辉煌。

　　90年代初，重庆“摩帮”连续多年夺得全国摩托车整车和发动机产销量“双冠王”，撑起了彼时重庆工业和进出口的半壁江山。

　　然而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。

　　2020年8月7日，力帆申请破产。

　　同时，重庆嘉陵的证券简称已由“*ST嘉陵”变更为“*ST电能”，并计划剥离所有摩托车业务。

　　这意味着，重庆“摩帮”时代，落下帷幕。

　　宏观来看，摩托车产业与汽车产业有一个时代差。

　　从全球产业更迭的范围来看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400美元到1200美元之间时，这是摩托车的黄金时代。达到1200美元之后，摩托车的销量开始下降，取而代之的是家用汽车。

　　如今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0000美元，而人均1200美元已经是17年前的水平了。

　　那么，是否可以得出结论，重庆摩帮的衰落，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，无可避免的大势呢？

　　需要承认的是，重庆摩帮遭遇了一些外部原因。

　　一来，1999年，我国“禁摩”范围蔓延至70余个城市，国内市场大幅缩减；

　　二来，重庆摩帮的主要出口国家是越南，而2002年1月1日，越南政府将摩托车整车进口关税从之前的60%提高到100%，嘉陵、宗申以及重庆摩帮全部退出。

　　然而，要最终评价重庆摩帮，我们必须把目光放在全球范围之上。

　　一个客观的事实是，日本、德国、美国无一不是发达国家，比中国富得更早，产业升级领先我们一个时代。然而，以上几国，正是全球摩托车强国的顶级代表。

　　正如四轮汽车一样，要评价一个国家是不是摩托车强国，看的不是本国市场容量的大小，而要看是否成长出全球性的强势品牌。日本有摩托车四大家族：雅马哈、本田、铃木、川崎，德国有宝马，美国有哈雷。

　　那么，用“大而不强”四个字形容重庆摩帮，并不冤枉。

　　在90年代那个有车就能卖出去的黄金年代，无论是力帆还是嘉陵，他们早已习惯了逆向研发、低端制造、拼拼凑凑、躺着挣钱，最后市场变了只能拼命压价，导致巨额亏损。

　　摩帮并不是真正的“帮”，这些大佬，因价格战打得四分五裂。

　　所以，别怪力帆从“两轮”向“四轮”转型失败。

　　因为，重庆摩帮，两轮本身就已经失败了。

　　再提一次，摩托车产业与汽车产业有一个时代差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90年代重庆摩帮的勃兴之时，已经埋下了日后落幕的种子。

　　那么，重庆的四轮汽车产业，要比摩托车产业往后推10年，勃兴与衰败的关键期，正是上文说的，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。

　　重庆摩帮的“大而不强”，与重庆汽车工业的“大而不强”，如出一辙。

　　本世纪初的奔奔，是一款定位微型的轿车，基于重庆长安汽车的微型车为核心的战略打造。奔奔的成功也衍生出了奔奔mini之类的车型。

　　除了长安汽车之外，当时，重庆的民营汽车企业百花齐放，培育出了渝安（现小康集团）、银翔、鑫源等等，主营产品无一不是微客、微卡这类低端车型。

　　这里有一个双向的现象：

　　一方面，相比东部地区，中西部地区个体消费能力相对偏低，因此中低端车型是该地区最大的需求；

　　但另一方面，车市消费升级到来之时，重庆汽车产业似乎“反应不过来”，仍然如摩帮那样，沉迷粗制滥造不可自拔。

　　这也是为什么，重庆的车企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即以中低端市场起步，而且事到如今，大部分依旧停留在中低端市场，鲜有精品化车型的原因。

　　重庆制造之所以总给人一种较浓的乡土气息，正在于此。

　　路径依赖，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，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（无论是“好”还是“坏”），都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。

　　就是说，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，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，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，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。

　　就像，习惯了计划经济的长春，在改革开放之后也走不出来被“计划”的心理，自由市场大潮之下，远远落后了。时至今日，本地的应届毕业生，如果被家里“安排”了工作，仍旧是一件“光彩”的事情。

　　同理，走低端路子，一旦走出了一条路径，走出去就很难了。如果自我革命走自主研发、高端产品的路子，那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才行。

　　更何况，一个企业所依赖的路径，背后站着这个路径所培养出的利益集团，往往，他们才是改革与否的真正主导者。

　　2016年，重庆汽车产业达到巅峰，产量高达316万辆，产值5400亿元，占比2016年重庆17558.76亿GDP的近1/3。

　　而到了2018年，重庆市GDP增幅仅为6%，结束了近20年来的高涨，其中汽车制造业下降17.3%，是重庆7个支柱产业中，唯一出现下滑的板块。

　　长安汽车，就像一只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。

　　尽管近几年长安汽车出现了不小的波动，合资板块铃木离场，福特腰斩，自主板块产品处在换代更迭期，一时间，长安汽车似乎在“硬着陆”。

　　但是，长安汽车与重庆其它车企最大的不同，就是摆脱了“路径依赖”，把目光从偏安一隅的山城放到了“五国九地”，坚持自主研发，打造精品化车型，不遗余力地向高端发展。

　　2017年左右，车市出现两股浪潮：一是消费升级、低端车型购买力受阻，二是低线城市第一轮私家车普及结束、进入存量市场。两股势力叠加，让重庆许多走低端化产品路线的、品牌相继遭遇重创。

　　而唯一走出影响的，就是长安汽车。

　　今年疫情之后，长安汽车4、5月份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2%和54.3%，连续两个月蝉联中国品牌销售冠军，6月份继续保持上升趋势；长安福特5月份销量为21872辆，同比增长一倍，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8.7%。两家车企似乎重新找回了状态。

　　更是被重庆人津津乐道的，是两款诞生在今年的车型。

　　今年3月，第一款国产林肯车型冒险家在重庆两江新区下线，这是林肯汽车首次在北美以外生产，也是重庆汽车工业首次作为国际奢侈品牌投入生产。冒险家建议零售价从246,800元起步，成为重庆造汽车中单车价值最高的车型。

　　同时，去年底以来CS75、CS55和逸动等多款车型“PLUS”化，长安UNI-T等高端产品的发布，再加上欧尚品牌独立之后，今年以来连续发布欧尚X5、欧尚科赛5等一系列高质量产品，使得长安汽车的销量一路扶摇直上。

　　今年1月至6月，长安汽车集团共销售汽车830，992辆，实现同比正增长。6月份销量达到194，406辆，同比增长38.1%，其中自主研发产品的汽车系列占长安中国品牌汽车月销量的一半。

　　论核心技术，长安汽车自主研发中国第一个模块化发动机研发平台——蓝鲸动力，使重庆汽车工业踏上技术研发快车道。

　　论“新四化”，长安汽车一款搭载L3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全新车型“UNI-T”正式在重庆量产。这款车型所折射的光环是，长安汽车已经掌握了200多项智能核心技术，70多项智能功能已经在这种大规模生产模式下进行，其中20多项是国内首创。

　　新能源方面，吉利汽车在两江新区登录，建设高端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，特斯拉也随后造访，积极寻求合作。

　　低端制造，这个旧标签正在日益褪色。

　　需要看见，企业和企业家作为创新和变革的主体，不假，但汽车工业是产城融合的大事业，重庆汽车工业重回轨道，还要得益于重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。

　　2018年12月，重庆市政府发布了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》，其中提到要大力提升汽车产业产品电动化、智能化、网联化、共享化、轻量化水平，实现产业发展动能转换。

　　2019年6月，投资5.5亿元建设的汽车风洞（汽车环境风洞、汽车空气动力学-声学风洞），在重庆两江新区正式亮相并启动试运行，这是我国中西部首座汽车风洞；2019年12月，中国汽车研究院智能网络化汽车测试基地正式建成，是西部地区第一个智能网络化车辆综合测试评估基地，能满足未来智能汽车无人驾驶的测试规范和场地要求。

　　目前来看，2020年，重庆汽车产业呈现低开高走态势，全年预计产量138万辆，同比持平，预计实现产值3390亿元，同比增长5%。

　　时移世易。

　　重庆，这座昔日的第一汽车城能否找回昔日荣光？

　　值得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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